伍慧萍 | 当前德国职业教育改革维度及其发展现状
✦伍慧萍，女，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士。
一、引言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国民经济高度发展的成功秘诀。然而近十年来，德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多，职校生源流失严重，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中小企业提供的近40%培训岗位闲置，难以吸引足够的培训生，2014年德国新签订52.2万份培训合同，跌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2020年德国教育报告》显示，在2013年至2019年间新签订的培训合同中，建筑业、酒店餐饮业等12个职业大类出现培训岗位过剩现象，而信息学、安防等行业的培训岗位却供不应求。[2]
这一反差折射出当前德国职教面临的三大挑战。其一，行业格局的变迁。经济社会和职业环境的转变带来人才需求的变化，德国《职业教育法》和《手工业条例》认可的培训职业面临调整压力，一些职业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而新的培训需求不断产生，仅在2014年欧洲就紧缺50万名数字和通信技术人才。[3]其二，技术进步的挑战。在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从业人员面临一定失业风险。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估算，小学和初中毕业的雇员因自动化进程失业的风险最高，超过70%；高中、职业学院毕业的雇员失业风险中等，为30%～70%；而大学及以上学历失业风险低于30%。[4]其三，高学历化的压力。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意愿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新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逐步赶超双元制职教生。1995年至2016年间，大学新生数量从26.2万人上升至51万人，而新签订培训合同的人数却从57.3万降至52万。[5]
为回应时代挑战，巩固在国际职教领域的优势地位，德国政府近年来加紧战略布局和顶层设计，出台一系列指导战略、政策文件和项目计划，引导职教界适应形势变化，重点从数字化、高学历化和国际化这三个维度推动职教改革进程。
二、数字化：打造“职业教育4.0”，引领数字化转型
以“工业4.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转型引发经济社会领域的数字化创新，加速工作世界的结构转型和培训职业的变迁，给职业教育的整体目标、教育理念、学习环境和培养方案带来新挑战。对此，德国积极谋划职教数字化战略，打造“职业教育4.0”概念，依托重点项目推进数字化转型。
（一）战略规划
德国政府自2014年以来多次出台数字化战略，始终将职教列为数字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具体包括联邦经济部联手内政部和交通部共同颁布的《数字议程2014-2017》（2014年）、《数字化实施战略》（2018年）和《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要点》（2018年），联邦经济部2016年单独颁布的《数字战略2025》，以及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2016年颁布的《数字化世界中的教育战略》和联邦教研部2019年出台的《中小学数字契约》。综合历次战略文件中与职教相关的内容来看，德国着眼从四方面规划核心任务。
其一，加强数字能力培养。识别数字化时代的专业能力要求，将数字能力作为所有劳动者的核心素养，将促进年轻人的数字媒体能力列为横向任务,通过专门培训和增加使用数字教学媒体，提高企业和职校师资、考核人员和学生的数字媒体能力。其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评估数字化时代使用教学媒体的必要性，明确数字媒体的技术要求和法律基础；重点为职校、企业和跨企业培训机构配备数字媒体、网络设施、专业数字技术设备和管理信息系统，营造贴近数字现实的学习环境；要求职校开发用于监控、研究和管理的专业流程模块、学习管理平台、软件系统和电子档案。其三，改革培训章程规范。要求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联邦职教所）顺应技术发展以及经济和生产实践，识别职业需求，调整培训职业的设置，评估并修订现有培训章程、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要求特定行业制定专门方案，挖掘与人工智能相互融合产生新职业的潜力。其四，推进重点项目扶持。详细总结各部委已经推出的框架倡议和重点项目，梳理相关项目的重点领域、目标群体、收益和实施步骤，要求继续支持行之有效的大型项目，引领重点行动领域，落实数字化实践。
（二）发展路径
1.新概念引导
在2016年启动的框架倡议中，联邦教研部和联邦职教所正式将“职业教育4.0”确立为德国职教数字化的主导概念。从这一概念又衍生出“资格培养4.0”“学习工厂4.0”“中小企业4.0”等系列概念。联邦职教所所长埃瑟尔（ESSER·F·H）主张从六个方面推进“职业教育4.0”：一是围绕培训章程开展深入的政策研讨，确保培训职业和培训章程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二是研发企业教学过程，调整企业教学过程的设计；三是定期升级企业培训规划方案；四是提高所有学习场所培训师资的素质；五是调整考核环节的内容和形式；六是实现职教理念的创新转型。[6]
2.多维度布局
德国从理论和实践双管齐下，通过项目扶持和政策倾斜引领职教数字化进程。在理论探索方面，系统研究数字媒体使用、培训章程修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能力培养、人才培养范式、教学过程设计以及行政组织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在实践落地方面，确立实施数字化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一是及早识别数字化转型对专业技工能力素质要求的变化，二是加快在职教实践中普及数字媒体，支持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三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支撑条件，逐步将政策目标转换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在培训实践中切实促进数字化建设和能力培养。[7]
3.多行为体参与
职教数字化这一横向任务主要涉及四类行为体：一是教研部、经济部等联邦和地方决策部门，需制定战略规划，出台促进项目和扶持政策；二是联邦职教所这一职教领域的中枢机构，需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政府决策，调整培训职业并修订培训章程；三是职教界的实践者，包括职校、教师、考核人员、培训生等，需加强软硬件数字设施建设，提高数字能力，修订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四是经济界的实践者，包括企业、跨企业培训机构、工商会、行业协会和培训师等，需调整培训方法和培训流程，扩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增强数字能力培训和数字技术使用。此外，高校、科研机构、劳动局等亦不同程度参与数字化转型。
4.多领域资助
近年来，德国政府在教育、科创、经济各领域推进政策措施，启动了大量资助项目（详见表1），旨在依托研究成果，探索数字化转型的行动领域、任务内涵和发展路径。其中的引领性项目是“职业教育4.0”框架倡议，重点布局了三个支柱领域的趋势和理念研究。一是行业与职业评估，以若干培训职业为例，分析数字化对于企业工作结构、人才素质以及职教体系的影响；二是媒体能力，界定媒体能力的内涵，分析数字化时代的必备能力；三是职业监控和预测体系，定性定量研究就业市场上受数字化影响最大的行业、职业和工作领域，分析人才素质要求的变化趋势。
与框架倡议相比，其他项目不仅支持理念和趋势研究，而且更注重实践、涵盖范围更广。重点资助三个领域：其一，促进数字能力培养，针对职教师资、考核人员和培训生等各类群体，促进数字媒体的研发使用和能力培养；其二，帮助中小企业应对数字化挑战，调动中小企业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和提高数字能力的积极性；其三，构建区域合作网络，组织全国或区域性对话，促进职校、企业、劳动局、行业协会和学生等各类行为体的交流和联动。
（三）职教数字化的进展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职教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德国教育报告》显示，电脑、投影仪、无线网络等软硬件设施已经成为职业学校的标准配备。[8]而培训企业同样正加快技术设备的数字升级。根据联邦职教所对2019年企业使用数字技术情况的调查，企业中的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十分普及。此外，培训企业较之非培训企业更重视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有32%提供培训岗位，而数字化程度低的企业中，仅有5%参与职业培训。[9]
在培训章程规范方面，针对数字化转型加快了调整步伐。联邦职教所每年根据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势，对国家认可的培训职业进行调整，或对培训章程进行修订，数字化实践需求成为近年来的调整重点。2018年以来，已经修订四个信息技术类培训职业的培训章程，2018年增设电子商务营销职业，目前正酝酿针对新兴技术趋势设置新的培训职业。德国工商会在对职教提出的额外资格要求中，也相应增加了对数字和媒体能力的要求。
在重点项目扶持方面，德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不断加大扶植力度（详见表2）。其中，跨企业培训机构对于保障中小企业的培训能力意义重大，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持续成为扶持对象，2016年以来又新增数字化特别计划。2016年至2019年间，德国总共斥资大约1亿欧元，为200家跨企业培训机构投资购置了3.9万台数字机械设备和媒体设备。[10]
三、高学历化：打通上升渠道，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互渗透
十余年以来，德国不断增强各教育领域之间，尤其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流动性，为职教打通上升渠道，发展灵活的混合教育形式，其中尤以三种创新模式发挥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的创新模式：双元制大学
1.教育模式
双元制大学专业沿袭了职业教育的双元制特征，培养计划包含高校理论学习和企业实践学习两个阶段，学制6～10个学期。所有培养机构共同制定教学大纲，与常规大学学习相比更灵活、更贴近实践，与常规职业教育相比，又涵盖整个职业领域而非单个培训职业。其具体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分为四种学习模式。其一，融入培训型，将职业培训融入大学学制，由高校和企业约定集中授课，一些联邦州规定，学生除了在高校和企业学习，还需在职业学校完成部分学习；其二，融入实践型，又称合作型，采取集中授课，实践渠道灵活，毕业时不授予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学生在企业的身份是实习生或者在职员工；其三，融入职业型，面向在职员工，半脱产攻读大学学位，有些专业录取时不要求拿到高校入学许可；其四，不脱产型，又称不脱离实践型，面向在职员工，需在全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函授或夜校完成学业，这种模式需要雇主配合，例如允许员工暂时脱产学习。
其中，融入培训型是唯一同时获得高校毕业文凭和工商会认可的职业培训资格证的学习模式，在四种模式中最受学生欢迎。根据联邦职教所2019年的分析，融入实践型模式增长势头最快。[11]这两种模式是双元制大学学习的主要模式，均要求学生获得高校入学许可，并需要与高校合作企业签订培训或实习合同。另外两种适合正在或者已经接受职业培训、希望通过大学学习进行继续教育的群体。
2.演变路径
在各种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新型教育形式中，双元制大学学习最为知名，应用范围最广，其理念可追溯到1974年试点的最早一批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1993年，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建议职业学院与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资格具备同等学力，提升了此类专业的吸引力。2009年，巴登-符腾堡州在整合州内职业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巴登-符腾堡双元制大学，首次向双元制专业毕业生颁发国际认可的学士文凭。这一教育渠道独具特色，既顺应了高学历化趋势，又部分解决了企业对于有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根据德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2015年所作调查，超过七成的双元制专业大学生与合作企业之间口头或合同约定了毕业后聘用意向。[12]德国目前还出现“三元制大学学习”的新形式，学生可同时完成职业教育、学士培养和“师傅”晋升培训。[13]
3.发展现状
从规模看，双元制大学学习无论是专业、合作企业还是在校大学生数量均稳步增加，而且2009年以来上升势头明显。2004年至2019年间，双元制专业从512个增至1662个，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从1.8万家增至5.1万家，在校大学生则从4万多人激增至10.8万人。[14]
从高校分布看，这一模式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仍旧无足轻重，全国仅设置了57个双元制专业，双元制大学生占其学生总数的比例也不到1%；相反，在应用科学大学中，双元制大学生的占比达到13%，设置的双元制专业也更多，占双元制专业总数近71%。无论从专业还是就读规模来看，应用科学大学都是除双元制大学和职业学院以外推广双元制专业的主力（详见表3）。[15]
从专业分布看，最受学生欢迎的双元制专业是经济学和信息学。2019年，共有48，868名大学生就读于580个经济学专业，12，031人就读于210个信息学专业，专业数量和学生数量近年来均呈现上升势头。其他热门专业还有机械制造、电气工程和普通工程学，等等。[16]
（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可比性：高等职业教育的三级进修制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延伸拓展和职业晋升的重要渠道，其培养要求往往已经达到大学水平，但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同等价值长期无法获得认可。而今，在德国，两者可比性的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
一方面，国家资格框架认可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同等学力。2013年5月，德国教研部、经济部等部门联合引入《德国终身学习国家资格框架》（以下简称《国家资格框架》），首次为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确立统一的资格分类工具，将教育资格水平划分为8个等级，描述每个等级的学习结果和能力，并明确每个教育领域对应的等级。此外，《国家资格框架》进一步与《欧洲资格框架》挂钩。2014年，《国家资格框架》和《欧洲资格框架》将“师傅”证书与大学学士学位列为同一级别，即6级[17]，由此，正式认可两者具有同等学力，提升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法》规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三级进修制。2020年生效的新版《职业教育法》[18]最关键的修订内容是为高等职业教育引入三级进修制。该法第53条详细规定了新的进修等级、资格头衔、其在《国家资格框架》中的等级、学制、考核程序、毕业前提等具体要求。该法将高等职业教育分为三个等级：1级为“经考核的职业专业人才”；2级为“专业学士”；3级为“专业硕士”，分别对应《国家资格框架》的5级、6级和7级。
2020年《职业教育法》将《国家资格框架》中规定的内容以头衔和称谓的形式明确体现，突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可比性，具体认可了传统“师傅”资格与大学学士之间、“师傅+”资格与大学硕士之间的同等地位，由此提升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吸引力。
不过，在现实操作中，新法在增强可比性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国家资格框架》不会改变现有入学许可的前提要求，而由于分属不同教育领域和不同主管部门，2020年《职业教育法》引入的“专业学士”“专业硕士”与“学士”“硕士”相比仍有区别，取得“师傅”“专业学士”头衔不代表自动获得高校硕士录取资格，仍需通过参加入学考试等途径方能实现。
（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学分折算
1.法律基础
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2002年和2008年两次通过决议[19]，允许将高校以外获得的职业知识技能折算为已修学分，前提是不影响高校现有入学许可条件，且总学分占比不超过50%。[20]由此，将职教学分折算为高校学分有了现实可能性。2003年，联邦教研部、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和大学校长联席会议还联合发文，建议高校为具有同等价值的职业培训内容授予学分，并折算认可为高校学分。2009年以来，各州陆续修订高校立法以落实新规，虽然政策细化程度各有差异，但均贯彻了两次决议的精神，不少州明确要求高校在考试条例中规定折算标准和折算办法。[21]
2.折算办法
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决议规定了三种学分折算办法。[22]其一，统一折算。高校可与职教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分析比较职教机构教学大纲和考核方式，通过将职业技能内容模块化并与高校学习模块对比，统一规定折算标准，而无须单独认定个人资质。高校亦可委托职教机构教授大学学习内容，作为高校学分加以认可。其二，个别折算。高校对已经获得入学资格并提交申请材料（证书、成绩等）的大学生，个别审核其已经掌握的职业内容和水平，确认与高校学习模块的等值性并折算为相应学分。这种折算办法多用于学生未完整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其三，混合折算。结合以上两种形式，在统一折算无法全部认可其职业知识技能的情况下，补充以个别审核流程，以达到增加折算学分比例的目的。
除此以外，2008年，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决议中还规定高校可以采取分级考试的形式，在考试条例中规定分级考试的流程，根据考试结果决定申请人就读第几学期。
3.实施效果
2005年以来，联邦教研部分两阶段实施“ANKOM：从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过渡”倡议，通过资助试点项目，与高校共同开发折算流程，指导高校改善对在职人员的招生条件和衔接管理，修订职教大纲、教学法和高校教学模式。联邦教研部还专门开发了“职业能力折算数据库”在线平台，供查阅相关政策法规、科研项目和折算办法，并可按照专业方向，分类查找提供学分折算的高校和专业。不过，目前学分折算仍未在高校推广普及，多数工程类和自然科学专业仍无法将职业技能折算为高校学分，只有约半数联邦州的高校允许农林科学、营养学、语言学等少数专业个别折算，而采取统一折算程序的高校和专业数量更少。
四、国际化：对外输出德国模式，对内加强国际接轨
（一）战略目标
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和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均要求雇员具备一定国际职业背景，包括专业外语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20多年以来，联邦职教所一直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而在发展援助政策框架下推广双元制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更早。不过，德国较长时间里未推出相关战略，直到2013年6月才出台《联邦政府国际职教合作战略文件》（以下简称2013年《战略文件》），明确国际合作的战略目标、参与机构、实施工具和成功要素，标志着德国国际职教合作战略的正式形成。此后，德国加紧推出职教国际化政策，加强国内外职教资格证书的相互认可，将职教列为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并于2019年更新了指导战略。在2017年2月出台的《教育、科学与研究国际化战略》中，德国将职教国际化列为五大目标领域之一，再度凸显其战略意义。
德国职教领域的国际化发展由内外动因共同促成。从内因看，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双元制在制度理念、标准规范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模式，包括使用全国性标准，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在企业和职业学校这两个场所学习，由国家、经济界和劳资伙伴共担责任，等等。德国希望将其打造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典范，影响改变他国的职教理念和实践。从外因看，双元制职教模式在国际上吸引力日渐增加。德国青年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欧盟最低水平，2018年，欧洲青年平均失业率15.2%，德国仅为6.2%。[23]这一差异在欧债危机中尤为明显。2013年，希腊青年失业率高达62.9%，而德国仅为7.7%。[24]不少国家将这一优势归因于双元制，对其模式优势倍加推崇并积极引进。这也促使德国主动将对外推介职教确立为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德国国际职教合作的核心思路是对外输出双元制模式，对内加强国际接轨，打造全球典范，并满足本国企业在国内外的人才需求。2013年《战略文件》提出八大战略目标：一是重点在欧盟国家加强企业培训，促进青年就业；二是为他国政府和劳资伙伴提供咨询和知识转让，支持其增强职教体系中的双元制结构；三是满足德国经济界在国内外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四是支持德国职教机构在国外提供服务；五是组织相关机构开展教育政策对话，推动完善德国职教政策，并增强对国际职教的研究；六是推动职业和继续教育尤其是晋升培训的国际化，胜任全球化经济对专业人才的要求；七是支持发展援助政策的对象国整体引进德国的职教理念，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八是通过与各方展开信任对话，以职教合作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25]2019年5月，德国出台新版《联邦政府国际职教合作战略文件》（以下简称为2019年《战略文件》），其整体战略目标沿袭2013年《战略文件》，进一步明确国际职教合作的协调工具和参与机构网络，并提出应当针对合作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国别战略。[26]
（二）制度框架
1.参与机构
国际职教合作作为横向任务，所涉及的部门和机构众多，主管部委是联邦教研部。在出台2013年《战略文件》后，联邦教研部迅速于同年9月在联邦职教所设置联邦政府国际职教合作中心，作为核心职能部门负责总体协作。其他主要参加机构有外交部、经济部、劳动部、经合部（负责发展援助）、卫生部等联邦部委；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等教育主管部门；联邦职教所、雇主联合会、工会联盟、工商大会、手工业中央联合会等职教领域的相关机构；海外商会、驻外机构、国际合作机构、复兴信贷银行等国际合作领域的相关机构。此外，各类政党和政治基金会、专业组织、企业和教育机构亦不同程度参与其中。例如，汉斯·赛德尔基金会40多年以来一直将职业教育作为对华重点合作领域。
2.政策工具
2019年《战略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工具。一是设置名为“圆桌”的机制并制定业务章程，进行跨部门、跨机构协调；二是明确联邦政府国际职教合作中心的职能，该机构承担多重角色，既作为“圆桌”机制办事处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服务，又协助联邦政府执行相关战略；三是制定国别战略，尤其针对各部委需要重点协调的合作国家制定国别战略，规定协作方式和任务分工；四是定期就国际职教合作开展独立评估。此外，德国使领馆和海外商会等驻外机构还在合作国家参与各类“圆桌”活动，以协调行动和交流经验信息，并及时反馈给国内。[27]此外，联邦教研部推出名为iMOVE和VETnet等战略项目，协助职教机构推广双元制的模式优势和基本原则，支持伙伴国建立健全职教体系，将职教作为对非发展援助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并帮助职教机构开拓海外市场。
3.合作内容
德国重视根据合作对象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从三个层面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28]在宏观层面，重点为伙伴国改革与建设职教体系提供政策咨询和经验交流。包括协助伙伴国出台战略和政策文件，更新和完善法律框架，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制定与更新职业标准、培训标准、考试标准和考试方法，在欧洲则重点推动各国职教资格的衔接与认可。在中观层面，重点帮助伙伴国建设机构能力。具体包括设立国家职教机构，建设与职教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和交流平台，促进职校、企业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机构合作，建设职业资格培养能力中心。在微观层面，重点推动德国培训生积累海外经历，同时帮助伙伴国研发培养方案，扶持职教研究，开发职教教材和媒体，提高人员培训水平。
（三）实施效果
1.输出双元制模式
联邦职教所迄今在全球建立起包含30多个伙伴机构的联系网络，派遣短期专家，与各国政府部门、国家职教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开展咨询和交流。德国的伙伴国既有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且以欧洲国家居多，同时又涵盖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南非、伊朗、加纳等新兴经济体。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卢森堡、葡萄牙等发达国家，在建立或者改革职教体系之时均看重德国经验。早在1992年，埃及政府就在德国发展援助机构的协助下，分阶段引入双元制职教体系。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进一步提升德国职教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加紧输入双元制模式。2011年，俄罗斯宣布按德国样板引入双元制。2012年，德国教研部分别与意大利、葡萄牙、希腊、拉脱维亚、斯洛伐克等欧盟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设立工作小组，协助这些国家以双元制为榜样改革职教体系。2013年，墨西哥政府也开始以德国为样板建立双元制体系。近年来，职业教育也日益成为德国与非洲的重要合作领域。2015年，联邦经合部在“数字非洲”倡议框架下提出“非洲数字化”工具，其中就明确将职教列为项目重点。在联邦经合部的“非洲马歇尔计划”和“发展的数字化”战略中，同样将职教作为对非洲合作的重要抓手。
2.改善对国外职业资格的认证
德国职教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同时从国家和欧洲两个层面出发，为国外职业资格在德国获得认可创造条件，吸引优秀的外国专业人才落户德国。
在国家层面，德国不断出台或修改法律，简化对国外职业资格的认可程序。2012年《认证法》第一部分即是《职业资格确认法》，为德国所有法定职业确立统一的认证程序。2020年《职业教育法》第50a条规定，如果《职业资格确认法》确认了在国外所取得职业技能的同等价值，则国外职业资格等同于在德国通过职业培训考试。[29]2020年3月生效的德国历史上首部《专业人才移民法》沿袭《职业资格确认法》规定的职业资格认证程序，进一步降低了外国专业人才移民德国的技术壁垒。
在欧洲层面，德国通过“哥本哈根进程”，从制度和机构上推进职教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重要政策工具，一是打造《欧洲资格框架》，提高各国职业资格框架的可比性；二是设立欧洲职教学分体系，为各国职教成绩的相互认可引入统一的技术框架；三是建设欧洲职教联盟，通过“伊拉斯谟+计划”等泛欧项目加强经验和政策交流，改革完善职教体系，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德国政府对国外职业资格的认证政策极大提高了外国专业人才在德国寻求职业发展的兴趣。根据相关数据报告，2012年4月至2018年底，共有超过14万名外国人提交职业资格认证申请。不过，从2018年的认证结果来看，德国对于国外职业资格的认证更多向欧洲国家倾斜，欧盟及欧洲经济区国家职业资格获得完全等值认可的概率高达81%，而欧洲以外国家获得的职业资格仅有40%左右被完全认可。[30]
3.促进培训生获取海外经历
《培训条例》对于职教培训生的国际化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2012年，联邦议院明确具体目标，争取到2020年至少10%的培训生获得海外经历。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自2014年起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伊拉斯谟+计划”“达·芬奇职教计划”等欧洲学生交流计划的促进力度，支持本国职教培训生在欧洲其他国家学习和培训，[31]并在联邦职教所下设立专门的全国协调中心，负责奖学金发放和政策协调。根据德国协调中心的数据，2019年德国共向2.58万名培训生发放“伊拉斯谟+计划”或“达·芬奇职教计划”奖学金，远超1995年的2172人。加上其他各类奖学金以及自费，2019年共有3.16万名培训生获得海外培训经历，占德国职教培训生总数的7%。[32]不过，从目前发展来看，尤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10%的目标难以实现。此外，职教培训生的海外经历多为一个月以下的短期培训，大学生中较为普遍的一至两个学期海外学习经历，在职教培训生中仍不多见。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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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10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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